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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習班走到十字路口:官方暑期托管來了,教培行業如何求變? 2022-07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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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:補習班走到十字路口:官方暑期托管來了,教培行業如何求變?2021年暑假,補習班“搶人”大戰沒有高調上演。去年這時候,教培機構廝殺正酣:花式冠名綜藝,重金請人代言,線下營銷步步緊逼。到了今年,雖然暑期業務仍在正常開展,但頻出的監管重拳,正讓行業經歷前所未有的考驗。不久前,15家教培機構因實施價格欺詐、虛假宣傳等行為,共計被罰3650萬。隨后,監管政策不斷升級——教育部在6月15日宣布成立專門的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,業內外屏息等待“雙減”政策的出臺。7月9日教育部發布通知明確,引導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積極探索開展暑期托管服務工作。早在一周多前,全國多地已官宣啟動小學暑假托管班,這被視為落實“雙減”政策的一項舉措。處于監管風暴的教培機構,正面臨業務受損、資本退場的尷尬境遇。重磅政策文件落地之前,不少機構已通過主動裁員、“熄火”廣告,在觀望的同時積極尋求出路。如何在規范中“求變”,成為教培機構的一致訴求。暑假為孩子報班找私教,家長稱“沒資格買包”“教培機構暑假還能正常補課嗎?”“如果培訓班中途喊停,孩子怎么辦?”張女士的孩子在北京西城區一小學上四年級。蹲伏家長群的她早早聽到傳言,過去幾周都在為兒子暑期補習奔忙。她做了兩手準備——6月初交錢報了線上數學班,又和三個家長組團請英語私教,在小區里租房上課。“特別麻煩!忙活一個多月。”張女士表示,過程中不但要考慮孩子們的成績相近,還要家長間磨合通氣,更難的是物色好老師。她在一個學霸家長推薦下,最終請來牛津大學畢業、從新東方出來單干的90后女老師,是孩子們都喜歡的“很能調動課堂氣氛”的類型。為何如此折騰?她坦言源于焦慮:“我反感焦慮營銷,又不得不屈服。部分教培機構的作用可能‘雞肋’,但還是會報。”5月末快要暑期班報名時,教培機構的老師總是“哐哐”出幾道深題難題。孩子不出意料被難住,老師趁機來安慰:“這幾道題80%學生都不會,但是暑期班會講,學了就能補上。”這次組建英語班,張女士還發現兒子的好多同學早就開始“一對一”補習,這種教育式“搶跑”進一步加重她的焦慮。對于班上大部分學生都學過的內容,沒補習孩子的落后會得到老師重視嗎?一番辛苦,張女士笑言孩子學習一單元的花銷能頂一個名牌包,“我現在都沒有資格買包了。”自稱只想“躺平”的廣州家長胡女士也會焦慮,尤其是孩子成績遠落后于班上同學的時候。幾個月前,學而思的工作人員告訴胡女士,暑期班續班優先考慮“老生”,此后才會開放新生報名。為了不錯過名額,她幫孩子報了的一門數學網課,花費幾千元。7月9日,南都記者查看學而思App發現,授課形式、班級規模、課時、難度等因素決定了報班價格。以五年級數學為例,如果孩子選擇本地網課,校優班840元7次課,培優班2700元15次課。校優和培優的不同在于難度:一個適合為穩定校內高分的同學,另一個面向學習能力優秀的學員。相比線上,面對面授課要價更高,選擇在培優班上15次課需花費3600元。安排孩子暑期生活,校外培訓不是必選項。7月7日,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消費提示,直指教培行業存在焦慮營銷等問題。類似“你的購物車里有孩子的未來嗎”“你不來補課,我們就培養孩子的競爭者”等廣告語,引發廣大家長焦慮。家長不自覺展開“雞娃”競賽,學校任課老師有時也頭疼。北京豐臺區一小學的語文老師孫秀林告訴南都記者,相同的課程內容,不同老師的思路和方法也不盡相同。學生“搶跑”卻學得不扎實,難免造成學習上的混亂,還容易導致課堂開小差。“都是拿時間補焦慮。”她說。“雙減”政策出臺在即,多地試點暑期托管南都記者咨詢后發現,盡管政策收緊,但各大機構的暑期招生仍照常進行,只是多以線上形式開展。新東方在北京尚未恢復線下授課,高思教育僅北京部分地區有線下班。與此同時,也有機構試圖以夏令營、腦力訓練等形式包裝課程。一位頭部在線教育機構的負責人透露,今年暑期上課不太會受影響,距離政策細則出臺應該還有一段過渡期,教培機構都在觀望。業內屏息以待的,正是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的《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》。會議強調,要嚴肅查處存在不符合資質、管理混亂、借機斂財、虛假宣傳、與學校勾連牟利等問題的機構。同時要求明確機構收費標準,加強預收費監管,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,不能讓良心行業變成逐利產業。按照中央部署,多部門已經開始行動,加大校外培訓的監管力度。6月1日兒童節,市場監管總局通報對15家校外教培機構予以頂格處罰,共計3650萬元。違法者有的虛構師資稱“教研團隊超過85%來自985、211”,實際占比只有不到15%;有的夸大培訓效果揚言已“培養數十名中考狀元”“押中97道考題”;還有的虛構優惠折價,誘導家長買單,宣稱現價僅售12元的課程從未以430元的原價出售過。6月15日,行業專門監管機構正式成立,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將承擔面向幼中小學生的校外教培管理工作,推動“雙減”工作落地見效。7月2日,該部門公布由俞偉躍擔任司長,楊劍波和陳東升擔任副司長。此次任命前,俞偉躍曾在2020年12月公開發言表示“該是學校辦的必須回歸學校,校外培訓機構要做好自律,不能代替學校去承擔學校該做的事。”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研究員儲朝暉認為,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,讓監管主體及其責任更明確,意味著監管工作進入常態化。在地方層面,南都記者盤點發現,廣州、重慶、南京、天津等地也相繼推出配套政策。以廣州為例,廣州市教育局5月底發布了《校外培訓機構規范辦學行為提示書》,嚴禁無證辦學、超前超期預收費、超綱超前教學、虛假廣告宣傳、嚴格規范師資條件。7月9日,教育部發布《關于支持探索開展暑期托管服務的通知》。早在一周前,武漢、北京、上海、濰坊就已先后啟動面向小學生的暑假托管服務,為學生開放學習場所、閱覽室,有組織開展文體活動、作業輔導等。部分地方適當收費,對家庭困難學生免收費。儲朝暉告訴南都記者,公辦學校暑托服務主要是為解決一些家庭假期孩子照應的問題,同時也減少校外培訓對孩子的影響,能起到多大作用目前還不好判定。可以預想,一旦孩子暑期有了新去處,校外教培機構的生源很大程度會被分流。未來隨著“雙減”政策的推進與落實,教培行業受到的沖擊或許遠不止于此。行業降溫:資本退出,裁員減招,廣告收縮細則尚未明確的“雙減”政策,攔不住甚囂塵上的市場傳聞。在頭部在線教育平臺工作的王洋(化名)注意到,除了寒暑假、周末不能上課,培訓機構做廣告和融資上市也被傳聞面臨嚴格限制。“如果傳言都是真的,行業將萎縮30%-40%,甚至超過50%。”去年,在線教育在疫情催化下成為新的風口,頗受資本青睞。網經社發布的《2020年度中國在線教育投融資數據報告》顯示,2020年在線教育行業共發生111起融資,融資金額達到539.3億元,是2016年以來的最大值。猿輔導更刷新了中國互聯網領域單筆最大融資記錄。2020年10月,猿輔導交割了由騰訊、DST領投的22億美元融資。去年猿輔導共完成三次融資,規模高達35億美元。另一頭部企業作業幫,融資步伐也在不斷加快,半年內累積了23.5億美元。作業幫CEO侯建彬曾表示,融資后繼續聚焦K12大班課,持續加大科技投入。但今年以來,嗅覺敏銳的投資者開始悄然離場。公開資料顯示,2021年一季度,高瓴資本直接清倉好未來和一起教育,老虎環球基金也在同期清倉了高途。資本撤出,機構紛紛收緊現金流。首選動作是節省人力成本,部分機構陸續傳出裁員消息。正值畢業季,不少應屆畢業生反映原定入職時間被延遲,還有的遭遇用人單位毀約。王洋闡述機構現狀:“各家不再大規模招員工,很多機構在砍業務線,從以前的戰略擴張變為全面收縮。”廣告的減少,也是家長和機構實實在在看到的變化。根據移動互聯網服務商QuestMobile《2020移動互聯網廣告洞察報告》,2020年單月教育行業廣告投放一度超20億元,平均每天燒掉6000萬。去年與電視節目合作的在線教育公司就有37家,參與節目69檔。白馬廣告公司的一名業務員坦言,過去在線教育廣告打得非常猛,投入極為大方,廣告公司內部甚至有專門對接的團隊。在最昂貴、競爭也最為激烈的公交站廣告上,在線教育的占有率一度遙遙領先。但幾個月前,所有廣告活動戛然而止。“沒有高危詞,沒有典型案例,突然全部停了。”杭州微著網絡有限公司旗下在線家庭教育產品家學堂的CEO喻美林告訴南都記者,現在教培機構的網絡廣告、電視冠名很少,而且用語也注重規范。針對教培機構虛假宣傳、價格欺詐等行為,“前前后后罰了幾家,起到導向作用,很多機構都在調整。比如說課程原價4980元,優惠價只要200元,這肯定是不行的。”在她看來,監管肯定會對教培行業帶來沖擊,在廣告投放、市場份額、組織架構、公司戰略調整等方面影響機構。但監管的目的是希望行業更加規范,回歸到內容和服務的本質上,實現教育的普惠和公平。讓教培機構回到原本的位置創業三年多,杭州一家運動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孫劍的整體感受是:目前行業處于劣性競爭的循環,內卷得厲害。正值暑期招生旺季,他所在MUTUUS運動公園最近打出廣告:體能訓練、籃球、跳繩、空手道等暑期課程售價2980元,兩個月期間不限課次。幾乎同一時間,樓下新開的跆拳道館也推出售價2880元的16次課項目,不僅買兩個月送三個月,還附贈道服。同在一棟樓辦公,兩張暑期宣傳海報放在一起,對比鮮明。孫劍告訴南都記者,“我們有800平方米的場地,能容納多人上課,所以推出了不限課次的服務。對方為了搶生源打價格戰,我們只好再做優惠,規定多人報名最高可以減200元。結果就是我們賺得少,他們也一樣,大家一起‘卷’。”對教培機構而言,“價格戰”的打法可能一時奏效,但實際飲鴆止渴。作為一項非標準化服務,教培行業的用戶忠誠度低,獲客成本高。缺乏對內容建設的長期投入,企業很難在行業站穩腳跟,更遑論靠課程付費來持續盈利。怎么活下去?企業寄希望于投融資。“漂亮”的業績才能講好故事,打動投資人。這也就不難理解一些企業為了業務增長“不擇手段”,引發虛假宣傳、價格欺詐、焦慮營銷等市場亂象,陷入被資本綁架的怪圈。“外人覺得教培賺錢、門檻低,所以‘一窩蜂’鉆入市場,但真正落地后發現并非如此。”孫劍密切關注監管動態,認為隨著監管趨嚴,入局者會減少且更為謹慎。不少局內者也會選擇退場,因為大部分機構還在虧錢。喻美林也認為,監管將帶來行業洗牌,但也會找到新的出路——本輪監管重點指向K12教育,不少機構選擇轉向素質教育,積極開拓藝術或編程學習等業務。也有觀點指出,職業教育才是未來賽道的潛力股。6月7日,施行25年的職業教育法迎來首次大修,草案明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,要求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學業成果融通互認。還有業內人士指出,教培機構進校提供課后服務,作為公立學校的補充,可能是一個機會。儲朝暉對此持懷疑態度:課后服務本身具有公益屬性,政府撥款需按照成本,機構從中獲益將非常難。更深層的矛盾,過于單一的評價標準、學校資源不平衡等問題,也難以靠課后服務解決。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分析,一部分培訓需求是機構通過焦慮營銷、提前教育制造出來的,但不可忽視的是,還有一部分需求是客觀、真實存在的,需要通過不斷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去疏導。熊丙奇直言,不去有效引導這部分需求,家長還是會給孩子補課,那么校外培訓機構就會轉為家教上門輔導,轉到地下經營。要取締這些機構,需要投入大量監管力量。他強調,“只要不演變為‘全民培訓’,教培機構存在有其價值和意義。”做教育不是做生意,“一刀切”叫停校外培訓機構,也絕非監管本意。熊丙奇認為,讓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回到原有的定位上,成為學校教育的補充,為受教育者提供差異化選擇,才是關鍵所在。采寫:南都記者李玲黃慧詩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責任編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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